天津重新划定地下水禁采区和限采区，提出到2020年底，全市深层地下水年开采量控制在0.9亿立方米以内。
加大环保督政约谈工作力度，落实环保党政同责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提高地方政府领导环保责任意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鼓励环保企业参与沿线国家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打造中国的绿色名片。
(十三)制定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平台，推进国有资产重组整合、股权多元化，发挥国有企业技术优势，提高国有资本的整体功能和效率。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引导和鼓励技术与模式创新，提高区域化、一体化服务能力，不断挖掘新的市场潜力。建立招投标阶段引入外部第三方咨询机制，识别公共服务项目全生命周期中的风险，平衡各方风险分担比例，推动风险承担程度与收益对等。(二十八)推动环保企业走出去。
(二十四)推进国有资本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七、强化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二十一)改革资源产权制度和环境管理体制。因为管理思路的转变意味着整个管理体系的重构，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所以山东的办法是用8年的时间来实现目标，分阶段逐步加严，大概2年一个台阶。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国的水污染防治任务越来越艰巨，水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却还千丝万缕未理顺的时候，改革派官员张波被推到了前台。除此之外，他们也掌管着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的核查和分配，只是，没有进入环境统计的污染源和排放量，以及除了氨氮和COD之外的其他污染物没有被纳入管理，这也是总量控制被诟病与环境质量脱节的主要原因。这位领导就是时任环保厅副厅长的张波。
甚至时不时有人专门潜伏到企业周边进行取样，可终究未能证伪。政府决策绝不能不顾生态安全而单纯考虑行业治污的可行性。
在这个过程中，他曾经遭遇质疑，承受压力，但最终以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地方重点行业的涅槃重生证明自己并没有胡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水司的司长并不会好当，水司的一名公务员告诉《世界环境》记者，张波毫无疑问是一名质量派的官员。如果环境质量没达标，那企业即便达标了也还不行，还要进一步加严。到2010年，山东省造纸产量达到1350万吨，比2002年增加了一倍以上，高居全国首位。
张波在改革地方标准的时候就已经想得很清楚：行业标准是不管地理位置的，不管企业处在什么位置，只要他是造纸，他就可以排450毫克/升（COD），全国一刀切，这合适吗？山东的做法，就是从执行行业标准过渡到流域标准。总量派在治水上的重要贡献是以举国之力，考核为凭，如雨后春笋般兴建起了大量污水处理厂。可是，那时候的山东几乎条条河流鱼虾绝迹，河流要恢复鱼类生长，必须要收严排放标准。张波曾经对《世界环境》解释说：山东搞的是目标逼进策略。
如果企业周边的环境质量达标了，那企业的排放就是没有问题的，减排的任务就可以小一点。你说容量多少，有时候只是个专业性很强的科学问题，让专家们给企业投资方咨询去吧。
随后不久，造纸的行业协会在山东开会，一位领导明确提出：山东环保净胡来，你们要顶住，你们不顶住的话全国造纸行业都会受波及。再去弄总量，总量再分到各个企业？干嘛绕那么一个大圈子呢？我们为什么不直接面向环境质量目标？容量是什么，是依据环境质量目标算出来的嘛。
以美国为例，每平方公里是30多人，山东是600多人，可以说是人口和企业布局密集。即将全面铺开的大改革是围绕着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系统性调整，是方向性的大变，而排污许可制度的建立是其关键环节然而山东缺水，环境承载力比较低，单靠污染治理很难实现地表水质要求。统一认识：环境矛盾的命中注定张波在决心做一件事情之前，习惯先跟人构建起一些基本的共识，在逻辑起点统一的基础上再进行讨论，包括接受采访也是这样。他们提前就做好准备了，根本不给政府找麻烦。（来源：《世界环境》2016.05期）。
在他还是山东省环保厅厅长的时候，他面对《世界环境》记者的提问，并不急于回答，而是先铺垫了二十分钟左右，厘清一直以来环保工作中的几个模糊点。即将全面铺开的大改革是围绕着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系统性调整，是方向性的大变，而排污许可制度的建立是其关键环节。
按四类水标准，算出来是一个容量，按三类水，算出来是一个容量，我的目标是恢复鱼类生长，它还是劣五类的，又是一个容量。他认为，评价减排是否有效，不用看一个抽象的总数，就看断面水质有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
在当时提这样的要求，对行业而言就是不具备经济技术可行性。企业应该对它周边的环境质量负责任。
张波曾经对《世界环境》解释说：山东搞的是目标逼进策略。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实行引导性的环保政策并且加强监管，不仅解决了环保问题，还激发了企业的人才和创新工作，推动了行业的转型升级。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跟中国相比。于是，他又在自己主导的治理体系中加入了循环利用和生态保护两个环节，形成独具山东特色的治用保流域治污体系，增加再生水循环利用的同时，因地制宜建设了大大小小的很多湿地，对经过治理的废水作进一步的改善。
当时我们也纠结，到底是加大治理成本，还是换成木浆制造，也是权衡过。利税达到91亿元，比2002年增加了两倍。
以至于，当机构改革调整了布局，两个旧司局的职能和人员合并之后，观念冲突依然未能平息，甚至造成内耗拉慢了改革的进程。河流都没有鱼了，地下水都严重污染了，人还安全吗？长期看，行业发展还有前途吗？他说：所以，这是政府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屁股要先坐在河流恢复鱼类生长的必要性这一边，企业一时难以达到可以理解。
质量派和总量派的学术争论由来已久，即便是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已经明确环境质量为核心之后，两种路线的交锋依旧未停歇。以事实证明：环境保护阻碍经济发展是个伪命题张波关于排放标准的观点从14年前开始就遭到过很多质疑，有人说，国家标准本身就有一刀切的属性，是基于行业经济技术能力给的一个底限，没法考虑每个地方环境的具体承载力。
后来我们领导横下一条心，中国的森林资源有限，但是秸秆很多还反倒成了负担，草浆造纸没理由找不到出路。但是，山东严格的地方标准与当时整个行业的可行性有很大冲突。你说容量多少，有时候只是个专业性很强的科学问题，让专家们给企业投资方咨询去吧。如果企业周边的环境质量达标了，那企业的排放就是没有问题的，减排的任务就可以小一点。
以美国为例，每平方公里是30多人，山东是600多人，可以说是人口和企业布局密集。他问企业老总们：山东的老百姓能不能永远容忍河流里没有鱼？有老总回答说：不行啊，现在生活水平还低点儿，要是再高肯定就不行了。
当然，必要性也要兼顾可行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水司的司长并不会好当，水司的一名公务员告诉《世界环境》记者，张波毫无疑问是一名质量派的官员。
随后不久，造纸的行业协会在山东开会，一位领导明确提出：山东环保净胡来，你们要顶住，你们不顶住的话全国造纸行业都会受波及。至于这个流域的容量究竟是多少，不同的专家算出来的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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